智利著名作家豪尔赫·爱德华兹（1931—）在担任智利驻古巴外交使节期间曾被视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如今他获得1999年度塞万提斯文学奖，顿时成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界深受欢迎的人。趁此机会，西班牙《ABC》报记者图利奥·H·德米切利采访了他。
问：豪尔赫·爱德华兹，你是律师、记者、外交官、小说家，是拉丁美洲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见证人，是巴勃罗·聂鲁达和萨尔瓦多·阿连德的朋友。在人民统一阵线的斗争失败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，你如何评价那个历史时期？
答：在60年代，我非常热情地支持萨尔瓦多·阿连德。但是在他被选为智利共和国总统之前的时刻，我的热情却很不高。那时，人民统一阵线的政治倾向很左，深受卡斯特罗主义影响。我认为阿连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但是他的人格有十分不质朴的方面。所以他的政府在一次政变中倒台了。这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我作为外交官，先是在巴黎（和聂鲁达一起），后在哈瓦那，想把事情做好。在智利，阿连德执政期间，有美国的干涉，当然会有。但是也有古巴和莫斯科的干涉。
问：1973年你发表了《不受欢迎的人》，这是一部自传，其中总结了你在哈瓦那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，曾引起过轩然大波……
答：我写《不受欢迎的人》，是因为我觉得在拉丁美洲有一种对卡斯特罗主义的乐观看法。此书不是一本宣传小册子，而是一部类似小说的纪实作品。
问：你不仅写了《不受欢迎的人》，而且写了短篇小说集《庭院》（1952）、《城市人》（1963），长篇小说《夜晚的分量》（1965）、《石头客人》（1978）、《蜡像博物馆》（1981）、《假想的女人》（1985）和《东道主》（1988）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位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作家……
答：对我来说，《不受欢迎的人》是一个“罪过”，迄今在墨西哥甚至西班牙仍然有人找我算账。有人对我说：“我读过你那本书了。”好像我一生没有写过别的书。而我在1952年就写过《庭院》一书；不久前我又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《历史之梦》，是个大部头。
问：豪尔赫·爱德华兹的长篇小说总是一个好消息。请谈谈这部小说……
答：“故事发生在皮诺切特独裁时期。主人公的生活贯穿18世纪后的智利过去的历史。小说是面对今天对过去进行的思考，是对智利历史的思考。我不想讲述故事情节，但是我可以披露，其中一个人物是统治智利的西班牙总督。
问：我们不谈历史，谈谈你在小说中对智利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批评吧……
答：我的全部作品写的都是智利的生活，不单是批评它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。此外，我也涉及普通阶层的生活。实际上，我总是把目光投向我所生活的世界。你瞧，我有一个英国人的姓氏，它来自上世纪移居智利的一位海员，我命中注定生活在处于冲突中的智利社会。我写的东西是表现那个社会的类似小说的纪实作品。
问：你这一代的许多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、批评家和作家都认为文学和艺术是肩负着未来、能够改变他们的社会的武器……
答：我不认为文学和艺术能够改变社会。也许，仅仅也许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，随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变化……文学不能改变社会，也不能改变一个政府……
问：爱德华兹，你是聂鲁迅达的亲密朋友，你爱他，理解他，你在《别了，诗人》中说他是“世俗的红衣主教”……
答：“世俗的红衣主教”这个概念来自西班牙的异教徒何塞·玛丽亚·布兰科—怀特，他说他在少年时代认识的红衣主教是无神论者。聂鲁达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怀着十分严肃的怀疑态度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一位保持着童年、热爱事物的自然本性的诗人。他不相信书上讲的东西。比如他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位本本主义作家。
问：在他那一代人，有人挑起过争论，我想到了奥克塔维奥·帕斯……
答：他们二人20多年间不相往来，但是帕斯仍然觉得和聂鲁达有关的一切总让他非常感兴趣。以至于有一天他问我，聂鲁达怎么对威士忌那么喜欢。后来我便写了《诗人们的威士忌》一书。但这是帕斯提的一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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